我院徐步华老师应《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约稿，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9日第1767期刊发《超越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一文。
该文从市民社会的本质内涵、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超越市民社会的路径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该文认为，按照马克思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变迁史的分析，与前现代时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二为一、缺乏区分不同，现代时期市民社会和国家出现分离的趋势。由此，如何超越这种分离所带来的结构性困境，成为黑格尔、马克思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问题。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主张以一种更高的秩序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立加以取代或扬弃。但黑格尔试图通过警察、法庭和行政机关等一系列复杂的机构和机制来调解二者之间的对立，并主张以民主化国家的“普遍性”来超越市民社会的特殊主义，在一个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普遍国家中重新实现私人和公民的统一。而马克思则强调，普遍自由不能通过国家来获得，因为国家内的解放或通过国家获得的解放是政治解放，但政治解放并非人类的解放，因为政治自由不是人的社会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本身必须民主化。解决市民社会中基于阶级的不平等的办法，在于超越市民社会本身，铲除其私有财产的物质基础，而不在于呼吁国家进行监管。市民社会的最终民主化需要废除国家，走向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混乱、对抗和不平等的“自由联合”。
葛兰西则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方向，在市民社会的“霸权”中发现了挑战“霸权”的可能性，但与马克思主张推翻国家不同，葛兰西主张扩大市民社会，直到它“吞并”国家。二者都反对黑格尔的超越路径，因为阶级对立和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不可能通过国家来解决，调和阶级之间冲突的结果只能是阶级压迫的合法化和永久化。而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既反对“社会的国家化”，又拒斥“国家的社会化”，并抛出所谓的“激进民主”方案。然而，该方案能否超越黑格尔所提出的结构性困境令人存疑，因为在马克思和葛兰西看来，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这种结构性困境就无法超越。关键是，这种方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丢弃了马克思和葛兰西那种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而且造成了社会主义和激进民主这两种政治议程之间的截然对立，这可能会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引向错误的方向。
该文是徐步华老师继《20世纪“市民社会”概念的三次重要转变：葛兰西、柯亨和阿拉托、哈贝马斯》一文之后在市民社会研究方面的又一新成果。
